作者 | 朱太辉 龚谨 张彧通

来源 | 太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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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监管框架下助贷转型的可选模式

近年来金融监管部门针对助贷业务的潜在风险，加快制定完善互联网贷款、征信与数据、信息科技外部和服务收入模式等方面的政策，助贷业务“互联网贷款管理+征信业务监管”的监管核心框架已经建立，核心要求是平台企业与金融机构在信用数据上断直连、金融机构主导信贷流程。在这样的监管趋势下，助贷业务未来发展有三种备选模式。

（一）平台企业与征信机构联营开展助贷业务

平台企业与征信机构联营开展助贷服务模式，是指助贷业务中客户、数据和技术分流输出，平台企业和征信机构联合在可信环境下为金融机构提供风险决策咨询服务。

具体来看联营模式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客户、数据和技术分流输出。客户方面，平台企业为金融机构推荐客户，并为其提供客户运营服务；数据方面，平台企业将数据先输出给征信机构，金融机构再从平台企业获取数据，平台企业可以帮助征信机构开发输出征信产品；技术方面，金融机构从征信机构获得征信数据，平台企业与征信机构合作使用技术模型共同向金融机构提供信贷决策建议；

第二个层次是数据和技术在征信机构提供的可信安全环境下的二流合一。平台企业向征信机构传送的客户信用信息分级分类使用（如分为基础信用信息和专用信用信息），并与征信机构约定客户哪些类型和层级的信息可以由征信机构公开使用，哪些类型和层级的数据只能用于与平台企业联合开展的决策咨询服务。此外，数据和技术应在符合监管要求、银行接受的可信安全环境下开展决策咨询业务。

从收入模式看，一是平台企业从征信机构获得数据费和决策咨询费；二是平台企业从金融机构获得客户运营费。

联营模式面临的潜在问题是：

一是平台企业将信用信息传送到征信机构后，信用信息的开放程度尚存不确定性。可能出现的现象是，平台企业只愿意上交基础信用信息，而将专用信用信息留存在征信机构的专用账户中。从短期看联营模式会产生各方数据开放的共赢结果，但从长期看由于各平台企业多倾向于报送基础信用信息，导致报送的客户信用信息高度重叠、同质化严重，最终不利于信用信息的聚合开放。

二是征信机构能否开展信贷决策咨询业务有待监管部门进一步明确，征信机构或者其他持牌金融服务主体控制下的云平台，是否可以成为监管也认可的可信安全环境也需要明确。

（二）平台企业到银行本地提供助贷服务

平台企业到银行本地提供助贷服务模式是，平台企业为金融机构推荐引流客户，为征信机构传输数据（客户信息），征信机构在此基础上为金融机构提供相应的征信数据和产品，最后平台企业利用这些数据在金融机构本地环境下或以专有云的形式，为其提供决策咨询建议。

从收入模式看，一是平台企业向金融机构收取营销费和决策服务费，营销费可能是一次性的，决策服务费可能是多次的；二是平台企业向金融机构收取客户运营费。此外，还有从征信机构获取数据费。

平台企业到银行本地开展助贷服务模式的潜在问题包括：一是可信环境本地化部署的高成本使平台企业的利润变薄，通过数据调用为银行提供客户数据筛查和决策咨询服务的方式，能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但在新的征信规定下是否合规存疑；二是平台企业能否为银行提供客户运营服务，还需要监管部门的明确。

（三）平台企业为金融机构提供精准营销服务

平台企业为金融机构提供精准营销服务，是指平台企业为金融机构提供客户推荐、精准营销和客户运营服务，征信机构为金融机构提供征信数据和产品，在此基础上金融机构开展信贷业务。其本质是助贷业务中平台企业只输出客户，不提供数据和技术。

精准营销的具体操作模式是：平台企业为客户精准推荐金融机构，客户授权平台企业基于客户信用报告，为其匹配适合的信贷产品。

从收入模式上看，一是平台企业向客户收取贷款服务费；二是平台企业向金融机构收取精准营销费用，可以按照实际营销效果分次收费。

平台企业为金融机构提供精准营销服务模式的潜在问题包括：

一是如何界定精准营销和征信业务的边界范围，精准营销会涉及客户信用状况判断，在营销过程中提供精准服务、实施预筛查，是否会被监管部门认定为变相从事征信业务尚存不确定性。

二是精准营销模式可能会降低平台企业向征信机构报送客户信用信息的动力，长期看平台企业会更加倾向于为金融机构提供精准营销，为其提供风险决策咨询服务的动力也会降低。

此外，对于金融业务的互联网营销，监管部门是否会制定专门的政策，精准营销是否符合“所有金融业务都要持牌经营”的原则也存在极大不确定性